本帖最后由 阿弥 于 2015-1-21 20:05 编辑
仲秋前夕,利用两天假期去了趟海边。返回的路上,已是晚上七点多。奔波了一天的我一上高速就开始闭眼休息。很偶然地睁开眼睛,平度的指示牌赫然出现眼前。平度?儿时印象中多么遥远的地方啊。平度,让我蓦地想起了一个人。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,曾发生过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—有人扬言要炸了我全家。这个人叫辉,是老家的一个光棍子。 那时,农村还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,社员的一切活动还得由大队领导说了算。社员中谁会木匠,谁会瓦匠,谁适合种地,大队领导了如指掌。辉是个没有任何一技之长的人,他的本分就是种地,他却在劳动的时间私自跑到一个社员家帮人维修房屋。帮人维修房屋可以免费吃饭,他大约是为了混口饭吃吧。没想到的是,他不慎从房顶上跌落下来,摔断了胳膊。 其时,我的母亲正担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。听到辉摔伤的消息,母亲没有追究他的责任,而是第一时间派人把他送到当时的一家正骨医院治疗。活该辉倒霉,等他过了一段时间去拆钢板的时候,却发现,那次给他整骨的大夫当时喝了点酒,把骨头接反了。母亲闻讯又把他送到周村一四八医院,进行了第二次手术。这件事,前前后后耽误了不少时间,花了不少钱。关于这件事,当时的大队部有两种意见,一种认为他是个人行为,应该他自己承担责任;仁慈的母亲却体恤社员生活的不易,她希望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。当时的辉也被母亲感动了,从医院回来后,他割了二斤肉去答谢母亲,母亲坚决地说:“你生活那么困难,又刚动了手术,把肉带回去,好好补养一下身体吧。”辉提着肉,千恩万谢地离开了我家。 春节前夕,大队分红利。工分不够的辉分文未得。他气势汹汹地找到大队部,大队部告诉他,他受伤后误的工和疗伤费用已经远远超过红利,不倒扣已经是照顾他了。 据他自己后来陈述,他当时受了别人的挑拨,他认为是母亲从中作梗,因此对母亲怀恨在心。 母亲听到别的社员说他买了炸药的时候,先是不相信。她不相信辉那么不识好歹,不相信人心那么险恶。第三个人再说的时候,母亲开始警觉,她把情况反映给派出所。派出所派人去他家搜查,竟真的搜出了近百斤炸药和几根雷管。派出所当时就带走了他。 这时,我知道了他有个哥哥在平度。他哥哥闻讯后从平度赶回去,到我家给他求情。母亲也考虑到一旦辉被判刑,跟辉一起生活的寡母没人照顾。我的顾大局识大体的母亲亲自到派出所,保释了他。 这个厚脸皮的辉,事情过去不长时间,竟然求到母亲,向母亲借钱。母亲念及他的寡母,借给他五十元。(当时是我父亲近两个月的工资) 八十年代,母亲随父亲到城里工作。碰巧母亲单位附近的某剧院招门卫,母亲想到对土地没有多少感情的辉生活的那么潦倒,竟找到剧院经理给他说情,安排他到剧院工作。我记得我当时极力反对母亲这么做。我的母亲,十分宽厚地说:“人在年轻的时候,做傻事是难免的。他不喜欢种地,也差不多丧失劳动能力了,让他来做门卫,他自己就能养活自己了。毕竟是一个村的乡亲啊。” 那时他母亲已经去世,如果他能安心工作,剧院的薪水养活他自己不成问题。在剧院工作了大约半年的时间,天生不安分的他被别人忽悠着要去东营出苦力挣大钱。 去东营不久,他竟回家中自尽了。有人说他自尽的原因是对生活绝望了,有人说是因为他患了绝症。他的几个侄子先后回家给他奔丧,令侄子们觉得奇怪的是,这个奔波了五十多年的人,身后竟没留下任何钱! 母亲听到他去世的消息,长叹了一口气,眼中流露出深深的惋惜...... 基于一桩桩一件件类似的事件,我深刻体会到村官的不易,这就是我多年来一直崇敬村官的重要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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