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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过年征文）年味流水账（首发）
周村、张志成
小时候过年，不关心吃，也不关心穿，所关心的是能筹集多少钱买鞭炮。
我们的村子靠着飞机场，飞机场有一个大土台子，名叫打靶台，是警卫连打靶的地方，我们经常去那里扒拉子弹头。
刚进入腊月，我就会把攒了一年的子弹头集中起来，连平时捡的破铜烂铁凑在一块，再去供销社卖掉，手里就有了买鞭炮的钱了。
年除夕的夜里，我的第一个鞭炮不是在家里放的，是在我房后堂哥家的窗台上放的，然后就是东邻表哥家，前邻李叔家等。一会儿的工夫，全胡同里鸡飞狗跳地热闹了起来，于是，真正意义上的过年开始了。
最难忘的是飞机场的一位飞行大队长，每年的腊月二十九，他都会到我家里走一趟，第一句话就是对我爹说“大哥，过年能吃上肉水饺吗？”然后掏出三块钱放在桌子上，“一定要买肉啊哈。”然后回头就走了。
我是家里的老大，知道家里日子的艰难，看到这一幕，就知道今年过年能够吃上肉馅水饺了，不自觉的口水就流了出来。从那时候起，每当看到解放军叔叔，心里就热乎乎的，感到无比的亲切。
我还不满十八岁就做了民兵班长，在除夕夜里，我和几个民兵得值班巡逻，因为是过年，大家是不睡觉的。有人从家里带来葵花籽，也有人从家里带来生地瓜，我们炒上一锅葵花籽磕着，等待着炉子上的烤地瓜。
负责巡逻的民兵回来后，他们会带来满屋子的哄笑，有的说惹了某某家的狗，有的说轰了某某家的鸡，还向某某家扔了几个鞭炮等等。
那时候没有电视，过年也不过是比平时早起了些，我们这一闹，倒是给除夕夜增加了些许热闹。
早晨拜年的时候，叔叔大爷们会很准确地问道：“大狗蛋，今夜是你惹得我家的狗叫吧？”
“二来子，是你给我家里扔的炮仗吧？云云”那些趣事儿，到现在想来，也忍不住嘿嘿发笑。
后来我参加了工作，是石油工人，我是炼油厂的操作工，过年是不放假的。如果碰到除夕夜上大夜班，我会登上40余米高的炼油塔，观望远处的村庄，虽然听不到鞭炮声，看到处处闪烁的火花，就会出现些许乡愁，脑子里会出现家人们围着桌子，一边吃着年夜饭，一边议论着如果我要回家过年，会是多么的热闹和圆满。
回过头来，心中就会唱起《石油工人歌》，心中会立马升起一股豪情，“我为祖国献石油”——我骄傲。
其实，坚守在生产第一线的工友们并不寂寞，在过年的三天里不但有双工资拿，食堂里尽可能改善生活，还是免费的。同时，工会里也组织几场电影，单位里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也会走上舞台表演节目，使生产工人们乐不思蜀。
1999年我全家住在独院楼里，这时候，早已失势的封建迷信又死灰复燃。明明是新中国前进的步伐，使人们的生活富裕了起来，不感恩也就罢了，却一味的信奉封建迷信。
兜里有钱了，过年也就奢嗜了起来，一家人看完了《春晚》，从零点开始，全村鞭炮齐鸣，烟花照得如同白日，这时候，我老婆就会逼着我去上供。本来这个活儿理应由她来做，她却不知道都是供养谁，只能撵着我来做。
这可就有意思了，让我这个唯物主义者供养鬼神，岂不是亵渎神灵吗？
但是老婆的话不得不听，我又对这些鬼神们略懂一二，比如天爷爷地奶奶呀，左门神右门神呀，镇宅石敢当捉鬼钟馗呀，什么财神富神武财神呀等等。
为了应付老婆，我一边烧着纸，嘴里一边嘟囔着，“大家全班到了哈，该吃的吃该拿的拿，过期不候了哈，”就了了。
试想，若把这些鬼神们都请到家，哪里还有活人的位置？
再后来我们搬到城里住，和儿女们分居，都是三室二厅的大房。条件好了，对过年反而没有了兴趣。因为现实的生活，比起儿时的幻想：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还要强之百倍。
又要过年了，心如平湖，无波无澜，对过年，再也不是一种憧憬，而是成为了一种形式。以往过年，缺的是年货，不缺的是年味，现在过年，不缺的是年货，缺的是年味。即便是唱着《难忘今宵》脑海里却在回忆着以往的激情。
唯一可取的是放假了，可以放松一下。至于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从老到小，已经没有了欲求，那是因为在平时的日子里已经随心所欲，和过年已经没有了大的区别。
比较感兴趣的是，盼着孙子辈的小人们前来拜年，听完了“爷爷，过年好，姥爷过年好”后，从早已准备好的抽屉里拿出几摞钱，每人仍给他们一万元的压岁钱，然后笑嘻嘻地一挥手，“尽着花吧哈，花完了再来要哈，哈哈哈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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